中华文明对朝鲜的深远影响，在《大长今》一剧中可说是俯拾皆是：

　　首先让我们倍感亲切的就是剧中长今所书写，频频出现于厅堂字画条幅、大臣表章、往来信函中的大量汉字。不仅字形与我们使用的毫无二致，甚至字意也完全相同。古代朝鲜几乎所有的历史、典章、文艺、科技书籍都使用汉字记载。新罗神文王时代的薛聪发明了古代的朝鲜文字“吏读”，这是汉字以新罗语音标表记，汉文以新罗语判读的方法。吏读的创始，使得会解读中国九经的朝鲜学者出现了。公元1443年，朝鲜国王世宗李祹命集贤殿学士创立了由11个元音和14个辅音组成的朝鲜表音文字，这种钦定文字于1446年颁布之时，称为“训民正音”。然而，儒家学者大为反对，认为朝文字母会妨碍儒学研究，统治阶级仍然只限使用汉字。妇女、儿童使用拼音字，用拼音字书写的文章叫“谚文”，受人歧视。官方书面语言仍然是中文，就像拉丁文写自己语言的手段，创作了讴歌王朝建立的用朝中两种语言写成的颂诗《龙飞御天歌》，并把《释谱详节》（佛祖生平片断）一书译成朝文。这两本著作为朝鲜文字的实际使用奠定了基础。训民正音的颁布并未明显弱化汉字在朝鲜文化中的地位，直到近代，朝鲜仍是一个以使用汉字为主的国家。不仅公文如此，日常生活中的文字亦复如此。朝鲜的统治阶级、两班使用汉字写信、创作，派到日本的朝鲜通信使，选用汉语造诣高的官员担任。他们与日本的儒学家、僧侣之间用汉字笔谈，并即席创作汉语诗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