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除了提高居民意识和素质，关键还是要靠法律规范来约束”，在唐家富看来，目前在垃圾分类的推行过程中，虽然各环节在制度设计上都有各自义务，但没有相应的监管和惩处措施。“各个环节一旦做错了。有人出来纠正处罚吗？没有。比如，居民没有分类投放，是否有人处罚？都没有。这就好像有了交通法规，但是没有警察，没有探头，执行效果一定打折扣。”唐家富认为，相关法规的出台就是为政策的畅通执行“撑腰”，既要让市民有社会责任，也要有法律责任。
对此，孙晓风等市人大代表在相关议案中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。
据了解，现有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依据的是部门规章，对市容绿化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的约束能力有限。但推行垃圾分类项目的部门众多，制度的执行呈现碎片化、衔接性差，政府集成效应不明显，内部监督力不足。这不仅导致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依然受制于“政府主导、行政管制”的传统思路，也使得既定的政策措施很难得到顺利执行。
为此，市人大代表们呼吁，应为垃圾减量工作提供法律保障。在理顺机制的前提下，将生活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动员纳入到依法实施的轨道上，通过强制依法实施以使居民及物业等个体与单位形成垃圾分类习惯。
“不同于交通法规、烟花爆竹等的立法，垃圾分类涉及到千家万户，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。所以相关立法特别难，”魏蕊举例说明，“比如，市民不分类投放，谁来处罚？怎么罚？居民扔垃圾行为时刻发生，有些扔在垃圾箱里，有些扔在楼道里，甚至有可能是扔在沿街路边的垃圾箱。随时随地发生的行为，如何执法？又比如，对生活垃圾按量收费，政策推出以后，民众是否接受？能否落到实处？如何收费合理？这些都需要慎重考虑。”魏蕊认为，相关制度设计不仅要参考国际先进经验，更要考虑国情实际。
“虽然难，还是要迎难而上。”魏蕊表示，垃圾分类意义重大，虽然立法条件尚未完全成熟，但是立法调研应及时开展，她透露，今年市人大已将这一课题列为重点立法调研项目。届时，市人大代表将深入社区等听取群众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、建议。“这次调研旨在对推行垃圾分类中的瓶颈、难点问题进行深度研究，力求有所突破，取得实效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