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电影（用数字摄像机拍摄的简易电影）与传统电影相比，制作简便，成本较低，是眼下颇受年轻人宠爱的一种时尚。将自编自导的影片搬上电脑屏幕，是不少年轻人的梦想。

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园里，便集中了很多这样的“追梦人”———电视编导专业的学生。然而，有这么几个年轻人，为了拍摄一部自编自导的影片，却被弄得狼狈不堪；“梦”刚刚开始了2分钟，他们已经宣告“破产”……上星期的一个夜晚，记者与商辉约在徐家汇一个茶馆采访。商辉是上戏戏剧文学系电视编导专业的四年级学生，他所在的剧组已经陷入“破产”的窘境。

记者到时，商辉已经在门外等了半个多小时。问他为什么不先进去，他不自然地撸了撸头发，苦笑一声：“不敢进去，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……”

难为情的“获奖”

“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。”商辉和5位志同道合的同学，正在潜心拍摄一部故事片和一部纪录片作为毕业前的纪念。商辉是“6人组”中的编剧兼打杂。

7月开始构思，8月开始筹划，10月底开机，到了今天，剧组已经“断粮”。

信心源于一部短片的意外获奖。今年寒假期间，6人组中的5个人合作拍摄了一部20分钟的儿童题材短片《天天的天》，一举获得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短片竞赛最佳编剧奖。

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5个大孩子围着几个小孩子乱转，顶着寒风，有时一下午只能拍一分钟的成品———拍摄足足花了一个星期。在参赛截止日的前一天，才把编辑好的带子送去。因为用的设备、请的摄像都很业余，拍摄又得到了各方帮忙，这部短片的制作成本很低，平摊下来，每人只掏出100元。

颁奖那天，大家抑制不住兴奋，全都自费来到北京。每个人的自信心都极度膨胀，觉得获一个奖太少了。可当短片在颁奖现场播出时，5个人都傻眼了。“和其他获奖片相比，我们的作品就像个寒酸的文人，画面不清晰，声音很模糊，简直没法看下去。”

大家不约而同地低下头，有的还捂住发烫的脸，希望自己的片子快快播完。

一个只有内涵、没有包装的纪录片，也只能获“最佳编剧奖”了。

转眼就要做毕业作品了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大伙儿发誓，要做部“像样点儿”的片子。学校答应给每个组发6000元，6人组准备把5000元投资故事片，另外1000元投在纪录片上。他们天真地以为，这点钱已足够拍出DV“精品”。

坐“黑车”拍外景

要拍精品，设备当然要一流。“制片人”吴叶四处辗转托关系，借到了一台档次最高的DV摄像机SONY150P 。这台崭新的机器价值3万元，一天租费500元，已经算是“友情价”了。

演员也是一笔“大开销”。明星当然找不起，群众演员要价也不低。他们曾经找来一位当过群众演员的女郎，女郎一听要间断性地拍一星期，报酬只有1000元，脸马上拉长了。

几番物色，终于找到一个舞蹈学校的15岁女生，脸长得很有灵气，十分符合剧本要求。至于摄像和灯光、化妆人员，基本都是看朋友面子，“友情助演”，不计报酬，只管饭，最多塞点香烟就行。

景地的选择也费了不少功夫。6人组考察了上海的朱家角、苏州的三山岛，最终选在浙江安吉———考察外景地的开销都是成员们自掏腰包的。

一切准备停当，10月下旬，就在开赴外景地的前一天晚上，小演员突然说不能去了，因为下周要期中考试。大伙一下子全懵了，到了这当口，换演员已经来不及，只好硬着头皮跑到小女生的家里，轮番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。在听到了不下100句“保证不影响她复习功课”的承诺后，小演员的父母终于抵受不住“狂轰乱炸”，同意“放生”。

出发那天是周五，傍晚四五点钟，他们赶到长途汽车站，却错过了当天赴安吉的末班车。这时，一个鬼鬼祟祟的中年男子兜到他们面前，问他们是否要车。虽然知道是“黑车”，但一听价格比长途车要便宜15元，大家决心冒一回险。

中年男子把他们带到一个路口，招了招手，一辆依维柯停到面前。车门一开，中年男子就一个接一个把他们推进去，像偷渡一样紧张。车窗都贴了膜，车里一抹黑，大家前胸贴后背，默默地听着发动机的轰鸣。

夜色沉沉，不知到了哪里，车突然停了下来。司机像赶鸭子一样，把乘客全部吆喝到了“接头”的另一辆面包车上。那辆车更破，盘旋在山路上，车里的人一会儿往左倒，一会儿往右倒。

到达目的地，已近晚上10点。山里特别冷，水龙头里放出的像是冰水。每个人都饥寒交迫。小演员第一次出远门，经不住颠簸，脸色煞白，差点吐出来，“编剧”、“导演”们的脸也被她吓白了。

“淑女”变成“小市民”

为了省钱，大家住在50元一间的农家旅舍。一个房间3张床，挤5个人。除了摄像和演员一人一床，其余人都“紧密团结在一起”。

第二天要赶早晨的光线，大伙儿5点钟就起床了。旅舍主人还没起床，大家肚子饿得慌，却不好意思去叩门。情急智生，6人组委派一男一女到主人的房门前“唱双簧”，一个人大声说：“唉呀，你起得这么早！”另一个大声答：“是啊，肚子咕咕叫！”房间里有动静，却不见有人起床。“双簧”不得不演下去，“我真想早点和老板结房费！”“是啊，我也准备走了。”这两句的效果立竿见影，店主夫妇立马翻身起床，跑进厨房煮了两锅粥。

薄雾袅袅，山灵水秀，拍摄背景极佳，却苦了只穿一件紧身衣的小演员。6人组像保护国宝一样照顾着小演员，一到拍摄间隙，便一拥而上，一人为她裹棉衣，另一人把复习资料递上，以便她抓紧时间复习迎考。

有一段戏在公路边拍摄。几乎每一辆经过的旅游车都会停下来，下车方便的旅客看见小女生穿着奇装异服在乱石堆上跳舞，多半会冷嘲热讽一番。

回上海那天，长途班车突然更换车型，车票比平时上涨了20元。6人组痛心而又无奈地买了票，开始怀念“黑车”。

为了省钱，两天在安吉，吃的尽是野菜。最后一天，6人组干脆不吃，来到车站边的小摊上买鸡蛋煎饼裹腹。不巧碰上了贪心摊主，一个蛋饼1元5角，加一个蛋居然要多收1元！制片人吴叶实在忍不住了，扯开嗓子和摊主大吵。“我从来没有这么凶过，仅仅为了几块钱，弄得自己像个小市民一样。”这个外表斯文的女孩对记者说。

将抵上海时，吴叶惊慌地发现，摄像机镜头边缘的橡皮圈裂开了一条缝。

人人都盼能“中奖”

当务之急是修摄像机。回上海的当天，专修店已经关门。第二天一早，吴叶又赶了过去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，橡皮圈要从日本预订，最快也要一个月才能来。不能配新的，只好把旧的补好。吴叶捧着摄像机，来到一个钟表修理摊。钟表匠很热心，却补得“不伦不类”。无奈之下，她自己动手，用黑色胶纸把“伤口”包扎好，战战兢兢地把机器还给人家。为了这块小小的橡皮圈，吴叶忙了一整天，照理要多收一天租费，但吴叶厚厚脸皮，赖掉了。“幸好摄像机的主人很大度。”

回到学校，“噩耗”传来。学校因经费紧张，6000元的拍摄费压缩到了4000元。掰着手指算算，安吉之行，已经花掉了4500元———他们已经“破产”了。而这部分的拍摄，在整个故事片中只占到2分钟！6个人马上凑到一张课桌前———不是探讨剧本，而是商量怎样弄钱。

一位成员联系到一家婚礼公司，帮忙拍婚典录像，被抽头后，一次能进账250元。虽是杯水车薪，但总比没有好。可是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凉，结婚的人一天比一天少。还有一个成员，卖力地给报社投稿，希冀靠稿费投资拍片，可是，文章登得快，稿费却发得慢。

成本较低的纪录片拍摄还在进行。那次，有两个人去朱家角拍了一天，却舍不得吃一顿午饭。

但没有谁愿意放弃梦想，“我们每天都在做梦，梦见自己中奖，然后用这笔钱去借最好的摄像机，拍最好的DV电影。”